今年1月我到拉斯维加斯参加消费电子展（CES），写了《》，认为“从2025开始，中国的创新飞轮，将进入一个信息与实体全面融合、价值链各环节多维并进、技术更接近前沿的新时代”。

3月初，我到巴塞罗那参加另一国际科技大展——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 2025）。大会始于1995年，自2007年起一直在巴塞罗那举行，俗称“巴展”，是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科技风向标。

在巴塞罗那兰布拉大街的终点和巴塞罗那港的起点，耸立着一座60米高的哥伦布纪念碑。他高举右臂，指着大海，好像在宣誓自己的信念——地球是圆的，大海对面就是陆地！

1888年落成的哥伦布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先后4次远航美洲、把欧洲和美洲连接起来的航海家。

世界因连接成为一体。2024年全球5G连接数量超过20亿人，移动通信技术和服务占全球GDP总量的5.8%，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8.4%。这就是连接的力量。

今年的巴展，汇聚了2700多家参展商，近350家来自中国。于我而言，这既是科技与产业之旅，也是观察中企出海的全球化之旅。

大融合、大创新

今年巴展的主题是“汇聚·连接·创造”（Converge.Connect.Create），重点关注5G演进和人工智能，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赋能与深度融合。大会聚焦6大主题，分别是： 超越5G、智能互联、AI人性化、数字智能制造、颠覆规则、数字基因。

和疫情前参加过的几次巴展相比，我的总体印象是，基于近两年AI大模型的突破，全球通信产业的新一轮大融合、大创新已拉开序幕，传统移动时代进入了移动AI时代。

一是AI与5G-A的融合与创新。

5G-A（5G-Advanced），即5G网络的增强版本，俗称 5.5G网络，是今年巴展的一个热词，很多运营商都发布了相关计划，表明从“连接管道”转型为“能力开放平台”、从“以连接（用户）为中心”到“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强烈意愿。

例如，中国移动和荷兰皇家电信、韩国电信等16家合作伙伴发布了“智能体通信网络白皮书”，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联合GSMA（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发布了“共享网络智慧共治白皮书”。

相比5G，5G-A不仅有更高速率（上下行传输速度比标准版5G提升10倍）、更广连接、更低时延，还有很多新功能和改进，带来更高的频谱效率、更低的能耗、更强的网络可靠性、安全性，使在线游戏、视频直播、远程医疗手术、自动驾驶、低空飞行、智能制造，以及智能家居和智慧城市等大规模物联网应用，变得更流畅，更高效。

AI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网络，网络的发展也因AI如虎添翼。AI与5G-A的融合，一方面是通过“AI for Network”提升网络能力和连接性能，一方面是通过“Network for AI”使用户能随时随地获取AI能力。比如，在工业制造领域，低时延、高可靠、低抖动、高精度的5G-A网络，能实现工厂设备远程操控的时延达到4毫秒以及99.999%的可靠传输，为数字孪生的智慧生产提供条件。

移动AI时代对网络提出了新要求，这给设备供应商带来了新空间。此次华为发布了以AI为中心的网络解决方案，打造面向AI演进的ICT基础设施；爱立信发布了“高性能可编程网络”；中兴推出了Air Net高阶自智网络解决方案，助力运营商实现从点状自智到端到端智能化升级。

与此同时，6G研发已然启动。爱立信展出了首款6G太赫兹原型机（覆盖100-300GHz频段），华为通过5G-A的“空地一体通信网络”为6G积累经验。按照移动通信10年一代的规律，估计再过5年，6G商用将会揭幕。

二是AI、5G和千行百业的融合与创新。

5G商用已有5年多，开始进入下半场，即让技术和千行百业的场景深入融合，让AI从“炫技”到“普惠”，像用水用电一样普及，加速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智能化进程。

在巴展上，华为联合全球行业客户，面向71个行业场景，发布了83个行业数智化转型样板点，并与巴塞罗那市政府签署了智慧城市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

爱立信通过一辆“未来通勤火车”和AR眼镜，让观众体验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无缝连接场景；

高通推出了支持5G-A的新一代调制解调器X85，支持手机、汽车、XR设备的智能交互；

AI的行业应用，将进入加速期。

三是AI与智能终端的融合与创新。

过去感觉CES偏重消费者端，偏重消费电子，MWC偏重企业端，偏重通信。其实，通信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终端的使用，MWC的CES色彩也越来越浓。手机、PC等厂商纷纷以AI为核心，探索终端产品的新形态。

作为全球PC龙头，联想集团在巴展上展示了ThinkBook Flip AI PC概念机。这是全球首款OLED外折屏笔记本电脑，可以实现智能化办公、多屏协同及智能工作空间适配，可从13英寸笔记本形态切换至纵向扩展的工作空间，并在笔记本、竖屏、分享、平板、阅读这5种模式中自由切换；

联想还发布了全球首款太阳能笔记本电脑概念机。“在室外，每20分钟的太阳直接照射，能延长笔记本电脑一个小时的使用时长，在室内，20分钟太阳光可以延长半个小时的使用时长。”

在手机方面，华为Mate XT三折叠手机、三星Galaxy S25 Edge超薄手机都非常惊艳。荣耀新CEO李健表示，荣耀将从智能手机制造商向AI终端生态公司转型。多家手机厂商继推出自研或自训练的手机端侧大模型后，正在推动智能体（agent）的构建。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巴展演讲中预测，端侧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将呈现指数级跃升，未来12个月实现3倍的整体性能提升，未来三年全球售出的80%电脑都将是AI PC。AI PC与传统PC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个性化的智能体，“它能通过与你的自然交互，真正理解你的意图，并通过调取设备本地个人知识库中的相关信息来生成答案；它能从与你的交互中总结经验，自我完善。你使用得越多，它就变得越聪明；它还能形成逻辑严谨的推理链条，对复杂任务加以分解，做出行动规划”。

智能终端的终局会是什么？杨元庆认为，除了AI PC，平板、手机、智能耳机、智能家居等设备，现在往往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上，并接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未来如何为客户提供跨设备、跨系统平台、无缝衔接的安全体验？这是关键。

在杨元庆看来，答案是“一体多端”，即一个超级智能体可以统一访问、提取、筛选、共享并集中管理客户所有设备上的个人信息和知识，代表用户执行复杂任务；最终会走向“个人人工智能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将熟知你的经验，模拟你的推理模式，根据你的偏好习惯，为你推荐适合的方案，并时刻相伴，如影随形，而且只有你自己才能用它，确保安全。

全面出海，深入出海

本次巴展，华为全面回归，显示出覆盖网络、终端、行业的全栈能力，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亮点。

华为展区在1号馆，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在展馆后面的通道，我看到了一排搭建的房子，上面分别写着IT作战室、华为项目组、打印室、巴展项目组办公室、一线员工办公室、讲解专家休息室、客户接待协调室等。华为善打大战的气象显露无遗。

联想、小米等企业则显示出在智能终端领域的产品创新、生态协同、全球化布局能力。宇树科技在4号馆，展台面积不到10平方米，但其四足机器狗依靠20公里/小时的速度、120公斤的负载能力、50公里续航等硬核参数，也吸引了不少流量。

离开巴塞罗那的会场秀场后，我到邻近的罗马尼亚调研。在布加勒斯特一家以3C和家电为主的连锁卖场Altex里，看到很多中企的产品品牌占据着醒目位置，大致占了全场1/4到1/3的空间。

一楼以手机和PC为主，看到了HUAWEI、OPPO、motorala、HONOR以及Lenovo旗下的多款产品；二楼是黑电，看到了海信的展厅紧邻着三星、LG、飞利浦和索尼；三楼是白电和小家电，看到了海信、gorenje（古洛尼，海信收购的品牌）、海尔的展厅。

陪我去Altex的导游说：“我1995年从中国来到罗马尼亚，最初做小商品贸易，很多小商品来自中国；后来中国的家电来了；再后来中国的手机来了；现在TiktoK、Temu又来了。”

中国力量，正在全面走出去，走上去。

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达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

2024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59.7亿美元，同比增长3.1%；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0.9万人，同比增长17.9%。

这些数字让我想到了一个概念，即“双出时代”——出口+出海，出口和出海并进。中国既保持着强大的出口能力（这意味着供应链的大头还在中国），又开启了对外投资、投入、投技术、投IP的大时代。海外不少学者提出，现在是C to G（China to Global，中国走向全球）的时代。

中企的出口能力早已被证明，现在更需努力打造的是出海能力。

为什么要出海？我写过很多文章。这次去巴塞罗那，在伊斯坦布尔转机，当地的中企朋友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几年土耳其很希望发展电动车，对进口电动车征收的关税远低于燃油车。虽然土耳其本地市场并不大，但如果能在本地生产（即土耳其制造），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根据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税同盟，可以零关税向欧盟出口汽车。这就可以避开欧盟针对以中国为原产地的电动车的高额关税。且从土耳其到欧洲，物流时间比中国到欧洲要节省太多。

但土耳其也有“对价”要求，比如在零部件采购和生产中实现55%的本地化率，转让电池生产技术/与本地高校合作开发电池技术，才可以换取税收减免、土地补贴、充电桩建设支持、研发成本补贴。由于土耳其的汽车产业以燃油车为主，缺乏电动车产业链，电池、电机等要从中国进口，短期内难以满足55%的本地化率要求。

不出海，只在国内内卷，没有出路；要出海，就要直面全球化、逆全球化、本地化诉求更高的全球化的并存之势，以长远眼光、韧性和弹性，求取共赢。

前年我曾到沙特调研。沙特和土耳其类似，可能成为中企出海的“连接器”，但沙特也有很强的本地化诉求，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级制造中心。

根据沙特国家工业战略，计划到2035年，将工厂数量从大约1万家增至3.6万家，其中4000家完全自动化。同时，沙特强调使用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并要求政府机构优先考虑有执照的当地承包商和供应商。 显然，沙特想引进高水平的外资，但构建自主产业体系的决心也很坚定。

不仅沙特和土耳其，全球供应链的大调整中，很多国家基本都遵循着多元化、本地化、“注重安全”“韧性优先”等原则。中企出海，这是更复杂的挑战。一个可行之举是在投资前找好本地化的合作伙伴，携手共创。

拥抱海洋，拥抱开放

在巴塞罗那，我又一次想到了1405～1433年的郑和七下西洋。当年郑和的皇家船队有200多艘船，兵强马壮。按照李约瑟的估计，1420年明朝全国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欧洲船只的总和。

郑和船队首次穿越印度洋抵达西亚和非洲东岸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87年。

梁启超说，“哥伦布之后，无数哥伦布”“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的高峰，但他死后，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即告中断，与“地理大发现”无缘。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学术界的一个看法是，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扬威德于域外”），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目的，所有开支均依赖朝廷，不曾发动民间商贸，且对民间出洋贸易严加禁绝。单靠朝廷，是无法长期支撑巨大支出的。

1449年，明英宗还下了一道命令，“近年商民往往嗜利违禁，应重申禁令”。重申不许民间的贸易出海。更悲剧的是，郑和等编制汇集的航海资料，也被以“恢诡怪谲”之名焚毁。

著名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一书中指出，1430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谁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有可能主宰未来的整个世界。“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英宗）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

当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创办航海学院培养高水平水手，设立观象台、广揽人才、搜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几十年间资助了大量沿非洲西海岸的探险活动之时，明王朝并不认为民间海洋活动也是国家力量的延伸，反而视华人赴海外谋生为自弃王化。

当他们在海外遭遇压迫伤害，明王朝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朝。1740年（乾隆五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杀害了万名华人，史称“红溪惨案”。 消息传回，清廷的反馈却是“贪恋不归，自弃化外”“实自作之孽”。

对待海洋、海洋活动和出海者的不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放弃海洋，退到封闭的自循环里，衰落只是迟早。

与明清王朝的态度相反，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近代西方人正是通过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而征服了整个世界。

600多年前，郑和曾对明仁宗进谏，“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但他的声音，没有化为一个民族的自觉。

600多年后的今天，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企业全面出海，以郑和下西洋式的和平交往模式，以商品和服务为媒介，依靠创新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的能力，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价值。

凡是消费者有需要的地方，都是中国企业的驰骋之域。

拥抱海洋，拥抱开放，不自足，不自闭，则21世纪全球经济与科技的大航海、新航海，中国企业将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