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

学术史是“发问”与回答的历史，是“问—答”关系结构动态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产生问题争论并形成问题域和意义链的历史。“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而“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因此，“发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引擎，培养“发问”意识是学术训练的重要环节。

“发问”意识的三个层级

社会科学是发现并解释社会现象之间关系的机制，尤其关注个人困扰与公共焦虑的社会难题。“发问”在于把社会难题转换为研究探讨的学术问题，这是社会科学的首要环节。然而，“发问”有其形式结构，包括前提、对象、意义、方法等构成性要素，与研究结果构成一个完整和稳定的“问—答”关系结构。根据“发问”意识的结构性差异，可以划分为“原”“源”“元”三个层级，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各自在思维方式、时空视野、理据、意义、立场与研究难度等方面都有不同要求，带来视角、材料与数据来源、结论的差异。三种“发问”意识各有优长，相互并不抵牾，处在一个不断提升和扩展的递进逻辑进程之中。

以三种不同的“发问”意识为导向，可以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形态，而且之间存在一种不断吸收、层级叠加的进化机制。

“原问题”、“源问题”、“元问题”

“原问题”意识是针对现实发问，关注社会难题，回应同时代人的焦虑，形成当下导向的社会科学。其典型是在美国发挥到极致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集中关注当下遭遇的社会问题，满足同时代人的心理期待，但存在研究目的的功利化、研究主题的内卷化、研究方法的僵化和知识的碎片化等问题。

“源问题”意识是对历史发问，要求社会科学走入历史，向无限的历史空间开放，重视情境化与历史化处理研究议题、命题、概念、理论与方法。这种社会科学形态受历史观念的影响，试图批判和超越实证社会科学形态，其典型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然而，走入历史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考察当下社会问题的历史成因，还是以社会科学的结构性思维研究历史问题，都过于突出“问题”发生的历史时空条件，以至于情境性遮蔽或替代了人类难题的恒常性，从而切断了历史经验指向人类未来的可能性。

“元问题”意识着眼人类自身无法化解的永恒难题，同时关注其历史变形、当下困扰与未来后果，催生新型社会科学。关注人类的永恒难题与终极性的元问题，其优势有二：总体反思现代社会科学既定的思维、概念、命题、理论与方法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把元问题从当下与过去的情境性条件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性要素；建构社会科学的新形态，重新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唤醒对永恒难题的历史记忆，化解永恒难题在当下的公共焦虑，还为人类未来面临的永恒难题提供希望。这种新型的社会科学可以突破实证社会科学主流形态，进一步超越当代西方发展几十年的历史社会科学范畴，不仅可能接驳19世纪受历史与哲学双重作用的古典社会科学形态，还可以为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更恒久的、更体系化的对话机制。

三者呈逻辑递进的关联性，而元问题导向的新型社会科学接受哲学思维的指引，可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辟新路径，为理解中国与世界文明进程的永恒难题提供持久对话机制。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落实到以“发问”为导向的逻辑起点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长期受制于外部力量，为世界潮流所裹挟，同样，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是模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建制，这也是中国知识界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并得到主流认可的主要途径。如今，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体制，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具体落实到以“发问”为导向的逻辑起点，厘清其中的中国前提与世界意义，确立“问—答”的关系结构与意义结构，使之在中国与世界、经验与规范、文化结构与社会行动、知识与意义之间起到中介调节作用。“发问”不仅向当下与历史开放，还可以面向未来，使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成一个时间关系链条，还可以让地方、国家与世界形成一个可以汇通的空间关系结构。这种“发问”只能是元问题意识，所形成的“问—答”关系结构及其意义具有超时空条件的有效性，并且可以明确区分其社会情境条件。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汇成“元问题”，所关联的人类经验、所创造的知识与构建的意义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充满不确定性，从而可以克服困扰当代西方理论家因当下和历史情境的不确定而产生的“知识不确定性”和“对知识的恐惧”。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呼唤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既要重审过去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的知识遗产；又要走进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与“田野”，探索新思维与新方法，提炼新概念、新理论与新命题；还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知识与话语竞争，重塑对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认知结构。这三个任务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用问题导向来取代西方知识生产过程的学科导向、理论导向与方法导向。发问意识在时间上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空间上融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不排斥西方关注当下的实证路径，也不仅仅代之以历史资源的途径，而是回归历史与哲学两种思维及方法的传统母体。由此，中国社会科学在遵循“发问”的一般形式结构基础上，以新的发问意识来统合“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新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开创一种能够面向当下与未来的新形态。

（作者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