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复活”亲人，为何争议大？
这仿佛是一个必然，当技术攀登到一定高度，伦理的潘多拉魔盒就会被冲击打开。正如，近期频频“出圈”的AI“复活”。
在著名音乐人包小柏用AI“复活”病逝女儿后，张国荣、李玟、高以翔、乔任梁等已逝明星也纷纷“出现”在镜头前，倾诉对粉丝的感恩与思念，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有人惊叹“这才是科技的意义”，有人认为这是对逝者亲人的二次伤害。
AI“复活”当然不是真的“复活”。借助AI软件，输入逝者的声音、照片、视频等数据，就能重现逝者的音容面貌。尽管目前的技术效果与人们的想象仍有差距，但AI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生死，让人们对逝者的追忆得以更加具象化，使“数字疗愈”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人们之所以对其津津乐道、好奇张望或踌躇不前，背后是真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强烈情感需求。
在清明节到来前夕，围绕AI“复活”这一现象，记者采访到心怀遗憾的人们、相关领域的创业者和专家学者，看他们如何谨慎探索伦理与技术的相处之道，如何重建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认知。
●南方日报记者 吴晓娴 许隽
“复活”亲人
千方百计只为“再见一面”
半年前，孙歌的父亲因阑尾黏液腺癌去世，但他的奶奶还以为儿子正在北京接受治疗，尽管暂时回不了家，但病情得到了控制。
这是家人为她编织的幻梦。老人的心脏血管堵住了大半，再也受不了更大的打击。思念顺着时间的藤蔓滋长，老人整天落泪，念叨着要看看儿子，哪怕是一段录像也好。
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孙歌感觉他还存在于自己生活的隙缝。洗澡时莲蓬头的水花倾洒下来，吃饭时饭菜顺着食管下肚，邻居家暖黄的灯影在窗户上闪烁，都会把他拉回最后与父亲相处的日子。
孙歌不敢想，若是奶奶知道了真相，会有怎样的后果。临近春节，奶奶催得更急了，他想到了《流浪地球2》中图恒宇“复活”女儿丫丫的情节，决定借助AI换脸技术，满足奶奶的心愿。
技术层面的操作并不难。孙歌刮掉了胡子，穿上蓝色棉袄，将父亲可能会对奶奶说的话录下来，再将视频和父亲的照片导入换脸APP，生成父亲“出镜”的影像。由于孙歌和父亲的声线很相似，声音上不用特别处理。
正月十五那天，孙歌来到奶奶家，把录好的视频拿给她看。许久不见的孙歌父亲出现在屏幕那头，唠着家常，“他”表示自己在北京挺好的，平时跟太太吃完饭，会下楼溜达，太太喜欢跳广场舞。“他”还劝老人，在家想吃啥就让女儿做，别不舍得吃。
奶奶视力不好，眯着眼边看边掉泪，接着翻出孙歌父亲的照片细细端详。那天，孙歌陪着奶奶聊过往，聊了许久。
90多岁的奶奶身体不好，病痛占据了她的注意力，她也越来越嗜睡，看到视频之后，便很少再念叨要见孙歌父亲的事。只是有一天，奶奶告诉孙歌，自己梦到孙歌的父亲来看她了，还帮她治病了。梦里，孙歌的父亲不停地劝慰母亲说：“老太太，没事啦，给你治好啦！”
孙歌发布了“复活”父亲的视频后，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涌入了上万封求教的私信。有人想跟他一样，向家里的老人隐瞒亲人去世的消息。也有人说，自己从没见过父母，只有照片，想跟父母聊聊天。
对于网友的诉求，孙歌都回绝了。在他看来，不是所有人都承受得住一遍遍回忆亲人以及逝者重现眼前的巨大冲击。
孙歌还记得，自己录制父亲的视频时，特意找了一间安静的房间，从早上进到房间里，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直到半夜12点多，才开始录制，但还是难以平复心情。只能一遍遍录制，直到天亮才把只有几句话的视频录完。
孙歌想起他跟父亲的一段对话。他问父亲为什么给自己取名“孙歌”，父亲的回答是，希望他的人生道路充满笑语欢歌，没有太多压力。
“完成这件有仪式感的事之后，就要跟过去告别了，要活成我爸想要的样子，开开心心的。”孙歌说。
理性看待
承认现有技术的不完美
虽然孙歌和他的奶奶因AI“复活”技术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但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技术并不完美，在外人看来，绝大多数“复活”都非常“出戏”。
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鹏城实验室多智能体与具身智能研究所负责人林倞告诉记者，目前的AI还无法做到准确理解物理规律和物理空间，因此，通过AI技术“复活”的个人也很难突破2D、2.5D平面的限制，更别说拥有精准、逼真的3D形象。
这就好比，让一个AI生成的数字人与你面对面交流，你或许难辨真假，但倘若让她/他动起来，跳个舞、跑个步，你很容易就能找出破绽。
云视图研智能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文才的团队，主要从事全息显示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也做过AI“复活”逝者业务。对于找上门来的AI“复活”需求，他始终很克制。
在汪文才看来，目前的技术还不能完全实现人们想象中的自由对话的目标，也无法模仿逝者的个性和讲话风格，他担心这样的交付效果会让家属感到更多失望。
此前，徐滨（化名）找到汪文才的团队，希望构建患癌妻子的数字生命，也为他们的孩子保留一份回忆。团队跟他讲解了目前技术的局限性，但徐滨还是决定做这件事。
团队于是将徐滨妻子的语音和照片进行绑定，做了数字人模型，并接入语言模型，让他可以和妻子进行简单的问答对话。徐滨看到成品之后，情绪很复杂，有惊喜，也有伤心。
“他可能觉得跟妻子以这种方式对话，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但在汪文才看来，数字人的表情、声音跟妻子很像，但说话的感觉却不同，有种撕裂感。
小冰公司CEO李笛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对于一对父母而言，如果用他们提供的素材复刻自己的女儿，那么站在他们的角度，最终得到的结果，无论从形象、声音还是神态，还原度可能都很高。但她的朋友、老师却未必这么觉得，“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面对的群体不同，展现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属性也不同”。
也就是说，数字人在经历深度学习后，其行为模式可以与一般人类越来越接近，但就现阶段来说，AI要做到对具体“某个人”全方位的精确复刻，难于上青天。
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承表示：“真人的意识和价值观是在长期的生存环境和社交互动中形成的，数字人是不可能完全模拟的。而且，真人的思考模式和行为还受非理性因素如情感和直觉影响，这些对AI来说都很难完全实现。”
“人一生的记忆、思考，这些数据是海量的，而且记忆是一种什么形态？存储在哪里？这些都还没有定论。”汪文才说，相比较知识模型比如文本模型的构建，人的性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模型很难构建。哪怕将关于一个人的10万字的传记输入到数字人的知识库，也只能做到回忆而已。
“除非某一天我们可以捕捉到人的脑电波，把记忆储存起来，这确实过于遥远。”汪文才说。
得走出来
技术只能帮助弥补遗憾
如果一个人要度过丧亲的哀伤，首先是要接受亲人已经离世的事实。
作为国内“AI复活”领域最早的一批创业者之一，超级头脑团队创始人张泽伟接触过成百上千个AI“复活”逝者的案例。他告诉记者，很多时候，当人们与亲人生死两隔，才惊觉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做，“技术给了他们跨越时间、弥补遗憾的机会”。
其中，李昊（化名）让张泽伟印象颇深。李昊找到团队时，只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没有保留他的任何声音资料。他说，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想再见一次父亲，听一听父亲的叮咛。
团队明确告知，没有声音资料，效果就不真实。对此李昊并不在意，他迫不及待地按照团队给的教程，在软件上输入了父亲的简单经历、亲友关系、兴趣爱好等信息，并上传了照片，让“父亲”动了起来。
在李昊发给团队的视频中，他哽咽着跟父亲说，自己以后也会当个好父亲。父亲调侃他“真是个憨儿”，又叮嘱他“开车要注意安全”“要混出个人样来”，还嗔怪他好久没回家看看了。
第二天，李昊来到了父亲墓前，石碑前已经长满杂草。他相信，是父亲指引着他来到这，在另一个时空里，他们终于又见面了。
“我们不太确定，如果出现了一个做得非常好的、可以双向互动的数字人，丧亲者还能不能接受现实。”在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唐苏勤看来，AI“复活”提供了生者与逝者对话的可能，比传统方式更生动，也带来更多的问题。
近期，包小柏花费了大量时间“复原”了去世女儿的声纹和成长记忆库，并上传到软件上，实现和女儿实时互动。他曾表达过，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了。
但唐苏勤认为，包小柏学习去“复原”去世的女儿，跟普通人通过直接购买的方式获得数字人是不同的。过程中，他需要跟社会接轨，去学习请教，做了很多跟现实有关的事情，最后得到一个可以慰藉自己的产品，“这是一个意义建构以及恢复的过程”。
对于普通人来说，在自己喜悦或遇到难题的时候，如果想使用数字人服务，跟自己逝去的亲人聊聊，唐苏勤认为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没有数字人的时候，丧亲的人也会做这些事。而一个人如果花很多时间跟数字人相处，忽略了其他的社会关系，在她看来，就是有风险的状态。
“通过与数字人互动，人们可以获得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缓解压力和焦虑。但这种方式和户外运动、与亲友加强互动等一样，只能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取代心理治疗本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说。
“生活仍要继续。我们得考虑如何回应家人的关心，如何处理好跟家人的关系，能否处理好现实生活当中的议题，是判断能否平复哀伤的重要指标。”唐苏勤说。
伦理风险
充分争论才能形成共识
见到AI“复活”逝者的应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副研究员夏永红没有感到惊讶。他相信，随着算法和算力的飞速发展，只要提供的资料足够多，训练出来的数字人就会越来越逼真。
“技术既可以帮助生者寄托哀思，也可以帮助逝者实现‘不朽’。人们总是希望人生在世留下点什么，如果可以复制留下一个数字人，未尝不是一种不朽。”但是，夏永红同样认为，即便技术尚不成熟的当下，伦理风险仍然存在。
比如，近日张国荣、李玟、高以翔、乔任梁等已故公众人物的AI“复活”内容不断涌出时，已经有网友敏感地问出，“尊重逝者，这样真的不好”“他们的亲人知道吗”“这样合法吗”……
3月28日，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受李玟母亲委托发表了一则律师声明表示，此类视频的广泛传播已经对委托人及其家人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同时也给本就深陷痛苦的委托人及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二次伤害。
乔任梁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未征求我们同意，这是在揭伤疤。”高以翔家人也表示，严厉谴责并坚决抵制该行为，若不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越来越多AI“复活”视频背后，是正在逐渐成形的AI“复活”产业链。“这种‘技术创新’的滥用，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危害。”李笛表示，目前许多商家打着AI“复活”的旗号向生者兜售生命安全焦虑，让他们提前保存数据，“像这样的行为极具争议”。
李笛指出，情感代偿的价值对于生者是存在的，但并不一定非得以完全的技术“复活”来实现，“即便AI技术能使这种代偿得到最大化实现，但也不应该在伤害他人的前提下”。
此外，还可能发生对他人的隐私和人格的侵犯。夏永红举例称，不妨假设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搜集了他人的资料之后，就可以定制出一个数字人，作为自己的病态情绪发泄的对象。这并非AI“复活”技术特有的伦理问题，从机械复制技术诞生以来，比如摄影、录像技术，就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蒋运承则指出，“数字人不应该以‘复制’真人为目标。”人类应当利用AI技术创造出具有独立个性的数字实体，它们可以学习和模仿人类的一些特质，但同时也应发挥AI自身的优势，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解决伦理风险，关键在于形成伦理共识。”夏永红指出，随着公共争论的进行，形成共识之后再上升到立法层面，这些伦理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
对于AI“复活”的未来，夏永红认为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如果算力问题能得到解决，我们将不仅可以“复活”逝者，也可以创造出一个虚拟的平行世界和一些虚拟人格。
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可能会变得丧失意义。在夏永红看来，对人们而言，生活的意义来自自身和世界的有限性。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人们才会在面对死亡的不安中，明白什么是重要的。因为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需要一点点地把事物创造出来，并赋予它意义。但在虚拟世界中，生命和世界都不再是有限的，没有什么是不可即刻得到的，意义却可能消失了。
“也许未来我们会在新的数字生活中创造出新的意义，而那时关于意义的哲学都需要重新改写，谁知道呢？”夏永红并不感到悲观。
策划：何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