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序幕在两次意义深远的高层会议中正式拉开。

1月26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系统部署了科技创新的核心任务。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将目光精准聚焦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这一决定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宏大主题。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颠覆性等核心特征，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关键，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近期重要会议说明，国家对未来产业的期望已经从“做出来”明确转向“做对了”——即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一说法体现出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底层逻辑，也指出了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关系。

未来产业的“星辰大海”：一份明确的战略蓝图

与以往宏观的产业指导不同，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明确列出了一系列需要重点突破和培育的未来产业领域，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未来经济增长图景。这些领域包括：

——量子科技。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颠覆性技术，量子科技被置于极高的战略位置。会议强调要推动量子科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将量子科技视为未来产业的重要关注点，旨在加速其从基础研究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测量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转化。

——人工智能（AI）的深化与延展。会议特别提及了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正在从软件算法和数据处理，向与生物学、机器人学深度融合的更高维度迈进。脑机接口旨在打通人脑与机器的直接交互，而具身智能则致力于让AI拥有能够与物理世界交互的身体，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前沿。

——生物制造。利用生物体机能进行物质加工与合成的生物制造，被视为推动制造业、农业和环保产业绿色转型和革命性升级的关键。它不仅关乎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也与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健康息息相关。

——未来能源体系。会议并列提出了氢能与核聚变能。氢能作为一种来源广泛、灵活高效的二次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而核聚变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能源梦想，尽管挑战巨大，但其被纳入顶层视野，彰显了国家对颠覆性能源技术进行超前布局的决心。

——第六代移动通信（6G）。在5G已实现全球领先的背景下，提前布局6G研发成为维持信息基础设施代际优势的必然选择。会议明确将其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预示着国家活将大力支持空天地一体化通信、通感算一体化等6G核心技术的攻关。

这份清单不仅是技术名词的简单罗列，更是基于对全球科技趋势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长远发展需求的精准把握，它们所指向的是一个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能源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全新产业生态。

“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新型创新理念的确立

本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明确提出“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一核心指导思想。这一表述言简意赅，却标志着创新模式从过去较为普遍的“科技推动型”（由科研人员的兴趣或前沿探索驱动），向“需求牵引型”（由产业发展的实际痛点和未来市场的真实需求驱动）的战略性转变。这一范式要求或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影响。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针对未来产业的重大战略需求，有效整合国家的科研力量、企业资源和金融资本，形成攻坚合力。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产业链中的“链主”企业，从市场一线和技术瓶颈中提炼出真正的“问题”，成为科技研发的“出题人”。

加强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答题”的过程不仅需要应用技术开发，更需要深厚的产业基础与“基础研究”作为支撑。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旨在打通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

这一新范式和新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方向的再次确认，也是对如何高效培育未来产业给出的方法论。

科创和产业的深度融合：缩短市场与实验室的距离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指示要“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这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中间环节，一方面需要产业发展更有扩容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更快地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和货架上的“商品”。

产业如何出题？面向经济发展需求、人民生活需求与国家战略布局需求。未来产业的发展必须打破“科技推动产业”或“产业盲目跟风”的旧模式。那么，谁出题？答案当然是企业。由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或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瓶颈提出问题，这是来自于市场的最真实的驱动力。在未来产业发展的语境下，产业发展应当服务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经济主战场”，不断创新市场需求，探求扩张市场边界，不断在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层面上进行提问。在此基础上，产业发展要解决产业链安全、卡脖子等“国家重大需求”，围绕国富民强做文章。

科技如何答题？从“技术推动”到“需求牵引”的动力转换。传统的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和技术的线性发展，即“技术推动”模式。这种模式在基础科学的自由探索中至关重要，但在产业化应用环节，常常导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产业出题”明确以“需求牵引”为核心地位，推动创新的起点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某个新发现，而是源自产业一线的真实挑战和未来市场的潜在机遇。这些“题目”可能来自以下三个环节：产业链的“卡脖子”环节，如高端芯片、关键材料、精密仪器等领域的国产化替代需求；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如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实现降本增效和绿色发展；未来社会的全新需求场景，如智慧城市、远程医疗、沉浸式体验（元宇宙）等催生的新技术、新产品需求。

未来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将更加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未来产业发展评价的标准变得更加具体和务实，如产品性能是否能够提升居民消费质量和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是否实现突破？是否形成了新的产业链并创造了经济价值？是否提升了国家的产业安全和核心竞争力？这种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将极大地激励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真正面向经济主战场，从事“顶天立地”的科学研究，从而确保科技创新真正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政策工具箱的支持：为“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宏伟的战略蓝图需要坚实的政策体系作为支撑。尽管2026年开年以来，具体的、详尽的未来产业支持政策文件尚未全面出台，但从两次高层会议释放的信息来看，一个围绕未来产业的全新政策工具箱或将持续完善，其中，财税政策、科技金融、人才战略或是政策发力的抓手与重点方向。

财税政策，未来产业需要更精准、更长效的“滴灌”支持。

未来产业具有培育周期长、技术不确定性高、市场风险大的特点。因此，传统的普惠性财税政策可能难以满足其特殊需求，未来的财税政策或有以下动作：

一是探索超前布局的专项支持，比如针对量子科技、核聚变等投入巨大、短期内难以看到商业回报的颠覆性技术领域，国家财政将加大直接投入和长期稳定支持，发挥“压舱石”作用。

二是创新政府采购与应用场景开放，例如将通过设立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开放特定领域的应用场景（如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方式，为未来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市场和验证平台，帮助其跨越商业化的“死亡之谷”。

科技金融方面，需构建“耐心资本”的生态系统。

一是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通过设立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未来产业专项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早期、前端的创新环节。

二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发挥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功能，进一步鼓励发展债市科技板，打通股、债、贷之间的融资隔离，促进股权投资机构与金融企业融资并投向科创领域。

三是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并探索建立覆盖未来产业链的立体化金融服务体系，建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优化风险拨备措施。

人才战略上，未来产业需要全方位、体系化的“育才引智”。

一是改革教育体系，加快在高校中设立未来技术学院、未来产业学院，增设与未来产业相关的交叉学科学位，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具备复合知识结构和系统思维能力的创新人才。

二是实施领军人才计划，实施更具吸引力的全球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引进一批能够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产业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

三是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文化和社会氛围。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面对重大、复杂的战略性科技任务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整合资源，进行系统性攻关。2026年1月底的这两场高层会议，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前景描绘了蓝图。

（远东资信研究院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