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IT时报 贾天荣 编辑／ 潘少颖 孙妍

2009年夏天，合肥还远不是今天这座“量子之城”的模样。多年以后再回忆，如今已是大国工匠的唐世彪仍记得，那时候，高架桥只有一条，修了三四年还没通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外，大片空地还未开发。

对于很多毕业生而言，留在合肥并不是一个主流选择。“我们那一届出国的、去外企的、去沿海城市的很多。”唐世彪回忆，当时的他已经签好了一份在外地的工作，火车票都买好了。

就在离校前夕，导师找到他，说团队准备做一家量子产业化公司，希望有人能留下来。

“不到24小时，我就决定留下了。”让唐世彪下决心的，并不是现实条件，而是一种很难说清的情绪，“在科大待了9年，对这里感情太深了。买完火车票以后，我天天在校园里逛，很舍不得。”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隐隐意识到，量子通信也许不仅是一项科研成果。“那时候我们想做的，是量子通信的‘网络’，国家未来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没人知道这条路会走多远，因为那时，全球都没有成熟的量子产业化经验。

“跟随和在‘无人区’领跑是不一样的，跟随至少知道方向是对的，但在无人区，你走的每一条路，都可能是错的。”

在这种几乎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一群年轻人留在了合肥。他们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17年。

吃过被“卡”的苦 踏上自主攻坚路

早期的办公室只有一两百平方米，设在合肥留学人员创业园里，条件简陋。实验室里经常堆满设备、光纤、测试板卡。很多东西买不到，只能自己做；国外能买到的核心器件，不仅价格昂贵，还经常被“卡脖子”。

唐世彪至今记得第一次被“卡”的感觉。2009年前后，团队启动做量子通信产业化的研发。在初期实验室阶段，用几个国外单光子探测器做的实验没问题，可一旦进入工程阶段，问题立刻暴露出来。

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有40多个节点，需要上百通道探测器。“对方一开始还能卖，等我们开始做规模化之后，就开始限制供货了。”周期长、价格高、良品率低，“一只管子两万元，一个设备里四只，仅管子成本就接近十万元。”

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国外厂商会把性能最好的器件留给自己，把稍差的卖出去。“那时候很不甘心，即使我们其他地方做得再好，也很难追上。”唐世彪意识到，如果核心器件不能自主可控，中国量子产业永远做不大。

2010年，团队下决心做国产化替代，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路。

早期做出来的探测器体积很大，可靠性也不高。设备低温运行时，对气密性要求极高，只要封装稍有问题，性能就会迅速下降，有些设备用一年之后性能开始往下降，这对通信系统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后来几年里，他们开始反复做小型化、封装研究和可靠性验证。仅测试分析报告，就做了数百份。

“很多时候不是设计问题，而是材料、高低温环境适应性、工艺细节等问题，我们只能一点点试。”历经无数次实验与优化，唐世彪带领团队终于攻克单光子探测器等关键核心技术，成功实现核心器件国产化，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我国在量子通信核心器件领域从无到有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唐世彪团队持续创新，用多年时间将单光子探测设备体积缩小40倍以上，过去像机箱一样大的设备，如今已经缩小到“小拇指”大小，在可靠性、成本控制和体积优化上实现全面领先。

目前，他已拥有各类授权专利100余项，其中，国外专利3项，多次荣获安徽省专利金奖，用自主创新的“尺子”丈量中国量子科技的发展轨迹。

做科研不能靠运气 “笨办法”才能行稳致远

这样的问题在科研道路上比比皆是。除了技术本身的难题外，科研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来自认知层面的转变。长期以来，量子科技研究者更习惯于科研思维——关注原理验证、追求指标突破，而非产品在复杂环境中的长期稳定运行。

在量子领域深耕多年，唐世彪对“问题”的态度，也经历了一次明显转变。最初从学校走向工程一线时，面对复杂问题，他并不从容。“那时候心里是慌的，总觉得问题怎么也解决不完。”唐世彪回忆。

这种状态在2018年前后发生变化。公司将航天系统中成熟的“问题归零”管理方法引入量子工程实践：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彻底分析原因、验证解决措施，并形成完整闭环。团队开始以更严格的工程化方式审视问题，管理和流程随之强化。唐世彪也意识到，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并不只是前沿科研探索，更是必须走向产业化的产品。

在他看来，即便是为“祖冲之号”等重大科研平台提供测控系统，本质上仍然是科研仪器。这类系统必须按照工程化标准反复打磨，做到成熟、稳定，不能成为链条中的短板，而是要持续、可靠地支撑前沿科研。

正是在这一认知下，唐世彪和团队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工作方式：不回避问题，也不急于“止血”。当故障出现时，团队首先做的不是重启设备、尽快恢复实验，而是尽可能复现问题、分析根因，并通过完整的归零流程实现闭环。看似耗时的做法，反而能显著降低问题反复出现的概率。

这种方法并不轻松，问题复现和归因分析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早期曾让部分新成员感到不解。但随着实践推进，团队逐渐形成共识：只要分析足够彻底，问题再次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幅降低；如果问题重现，往往意味着之前的分析还不够完整。

“现在回头看，正是这些看起来很‘笨’的功夫，才为系统长期稳定运行打下基础。”唐世彪说。科研工作，最难熬的往往不是失败，而是长时间、低反馈的消耗。但在这样的磨人过程中，工程能力才一点点沉淀下来。

“量子计算实验是复杂系统，一个小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实验失败，我们不能靠运气做科研。”在唐世彪看来，量子技术仍处在无人区，方向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清晰，但只要路径正确、每一步走得稳，工程化的路线终将被一步步探明。

“行稳致远”，成为他对量子工程实践最直接的总结。

ez-QEngine2.0的抗噪声水平相比前代提升了十倍，但这还不够，“下一代‘祖冲之号’的要求会更高”。团队已经开始为下一代系统做准备，而那条没有清晰靶标的路，仍在前方延伸。

“我们不再是短板了”

大国工匠、国盾量子创始成员、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唐世彪身上有多个身份标签。但他最看重的，是“工程师”这个角色。

“工匠精神不只是精益求精，更是在无人区踏出路来的勇气。”他说。

量子计算是中美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谷歌、IBM等巨头投入巨大，进展迅速。“我们有压力，但也有底气。”唐世彪分析，“中国的举国体制优势明显，尤其是在大科学工程上。”

他提到的“底气”有几个方面：一是国家体系提供的平台支撑；二是从航天系统传承的工程化管理经验；三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对量子科技的空前重视。

2024年5月10日，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中国电信在北京牵头成立量子通信创新联合体，2024年11月，量子通信创新联合体“扩围”行动启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聚焦量子科技等领域，加速未来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唐世彪认为，未来中国量子计算的发展重在分工协作，“芯片、测控、制冷、软件……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团队深耕。同时又要紧密协作，像一支交响乐团一样。”他的预期也务实而坚定：“我们至少要保持在世界第一方阵，并稳步向百万比特迈进。”

如今，ez-QEngine2.0已交付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9家科研、产业单位。除了服务于“祖冲之三号”，在我国单台比特数最多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504”上，其稳定性和精度也得到了充分验证。

ez-Q Engine2.0真机发布

ez-QEngine2.0研制成功后，收获了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评价，但最让唐世彪感到安心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再是量子计算研究的短板。”

支撑团队走下去的动力也很明确——要做到比国外更好。“能参与这样一个关键领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他说，“做简单的事情没有意义，要做就做难而正确的事。”

“做‘难而正确’的事”，或许正是中国量子科技工作者最真实的写照。在科学无人区，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无数次试错；每一次交付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

在无人区继续“追光”

采访结束前，唐世彪提到一个词：追光的工程师。

一方面，这是因为量子通信本身就是用光子作为信息载体；另一方面，则是他对工程师精神的一种理解。

“真正做科研、做工程的人，心中有梦想，眼里是要有光的。”这种“光”，不是浪漫化的理想主义，而是在无人区里，依然愿意坚持往前走。

17年前，他们留在合肥时，并不知道量子产业最终能走到哪里。那时候，没有成熟产业，没有成功经验，也没人能保证一定成功，很多标准、认证体系，都是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但今天，当“量子大道”已经成为合肥的产业名片，当中国量子通信开始进入国际标准制定体系，当越来越多国产核心器件实现自主可控，唐世彪会偶尔想起当年那个买好火车票、却最终决定留下来的年轻人。

“如果当年不做量子，可能也会想办法做创新。”他说。

只是命运最终把他留在了这条更难的路上。过去17年，他和团队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在一片没人走过的地方，一步一步，把路踩出来。

实验室里，ez-QEngine2.0仍在稳定运行。指示灯规律闪烁，它不会说话，却记录着中国量子工程数十年的漫长跋涉。

那些看起来缓慢、笨拙、低反馈的坚持，最终汇聚成了中国量子科技的一束光。

而唐世彪和他的团队，仍在继续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