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肖恩·埃迪的联邦经费去年被特朗普政府终止。他形容，这对一个实验室来说，相当于遭受了“10年的打击”。

站在实验室里，哈佛大学教授肖恩·埃迪望着一排空着的工位。一年多前，这间实验室里还有十多名研究人员。平日里，他们有时各自分析基因组测序数据，有时围坐在公共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互相讨论不同物种基因组数据中的问题。

如今，在特朗普政府终止他的经费后，电脑屏幕已经不见，房间里一片寂静。他成了这里所剩无几的人之一。“看到这些实验室空下来——事情本不该是这样。”他说，“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实验室。”

埃迪是一名计算生物学家。整个职业生涯里，他一直专注于一个根本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生命的起源，”他说，“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

多年来，他和同事开发出一套软件，希望借此寻找答案。如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使用他们团队开发的工具，比较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序列、识别基因，并预测这些基因的功能。

他们的工作支撑了无数研究，包括与癌症和神经发育障碍相关的研究。现代科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建立的这套工具，很难量化。埃迪说，这些工具的普及程度，就像显微镜或移液器一样。“我常常随手翻阅一些我关心领域里的论文，看到它们一次又一次使用我们的软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肯定。”他说。

十多年前设计这间实验室时，他曾与一名建筑师密切合作。墙上画着一些动物图案。那是他女儿12岁时替他印上去的。

在老鼠和鱼的图案之间，还夹杂着一些实验室生物。“有一种叫T4的细菌病毒，我的论文就是研究它的。”他说着，指向墙面。

2025年，埃迪收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封信，通知他，他的工作“被认定对美国纳税人毫无价值，因此被明确终止”。这是他回忆中的原话。

尽管今年早些时候部分经费已经恢复，但在特朗普政府2025年对科学造成冲击之后，美国各地仍有成千上万名研究人员在承受后果，埃迪只是其中之一。

收到那封信时，埃迪手下还有十多名工作人员。过去一年里，他不得不让其中几乎所有人离开。他一直尽力帮助他们另找工作。

埃迪说，他已经不再指望自己的经费会恢复。“我已经很多年没和项目官员说过话了，”他说，“我猜他是接到了不要和我联系的指示。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靠猜，根本不知道这笔资助到底是什么状态。”

他估计，这次失去经费让自己和实验室倒退了10年。现年60岁的埃迪原本计划在未来10年继续和团队一起工作。“以我现在这个职业阶段来看，这大概已经无法挽回了。”他说。

埃迪团队开发的工具可以比较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序列、识别基因，并预测这些基因的功能。他们的工作支撑着大批不同领域的研究，题目从癌症到神经发育障碍不等。

走过空荡荡的实验室时，他看着团队成员曾经坐过的空桌子。他希望将来能有一位更年轻的计算生物学家接手这里，继续他未竟的工作。但他说，哈佛大学现在正在冻结招聘，因此短时间内看不到这种可能。

2026年初，科学界支持者曾迎来一次罕见的两党胜利。此前一年，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减、冻结或暂停数十亿美元经费。随后，在选民推动下，少数共和党人与民主党同僚一道，试图通过拨款程序，低调恢复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

但如今，许多同样为科学发声的人士警告说，这些资金并没有按应有速度流向科学家，而机构内部缺乏透明度，也正在损害其研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过去，你大致能判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怎么运作。”曾在该机构担任高级官员、如今某种程度上扮演监督者角色的杰里米·伯格说。

当特朗普政府开始大幅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时，伯格对此感到非常切身。“现在，那种信任几乎已经消失了。”他说。

伯格说，过去这个机构内部有一种工作准则，会明确给出截止日期、经费预测和对研究人员的预期。这种稳定性有助于产出高质量科学研究。

他说，过去几十年里，生物医学研究的许多进展都得益于这个机构的资助和培育，比如人类基因组测绘、癌症治疗的重大进步，以及针对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新疗法。

伯格回忆，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曾这样评价这个机构：“他过去常说，这里不仅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皇冠明珠，也是联邦政府的皇冠明珠。”“我认为，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他说。

削减开始后，伯格就一直追踪其进展，并把过去一年的变化做成图表。他说，到2026年，预算在纸面上看起来也许仍然完整。

但他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改换策略，变成用更多的钱、覆盖更长年限、发放更少的资助。按他的说法，这种账面调整意味着，真正拿到经费的科学家变少了。

根据伯格的分析，今年早些时候某个时间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新发出的资助大约有2300项，约为上一年同期的一半。“很多人正在承受痛苦，也有很多科学研究将无法完成。”他说。

特朗普政府终止埃迪资助时，他手下还有十多名工作人员。过去一年里，他不得不让其中几乎所有人离开。

倡议团体也一直在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缺乏透明度发出警报。他们说，今年国会批准的资金迟迟没有到达研究人员手中。

美国大学协会的分析显示，2026年前几个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放的资助数量比上一年减少了66%。“我很难过地看着这个我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机构被一步步拆解。”伊丽莎白·吉内克西说。她曾在该机构担任项目官员22年，从事物质使用预防工作。

特朗普政府开始削减经费时，她选择离开，因为她担心自己反正也会被裁掉。她找工作已经找了一年多。这段时间里，吉内克西一直在分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上的一项内容，叫作“预测”，也就是该机构希望资助的研究方向。通常，这些预测会给申请研究经费的科学家提供指引。

吉内克西说，她开始追踪这些内容，是因为她发现它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迅速转为正式发布。“这样的项目有很多很多——从去年开始——一直停留在‘预测’阶段，从来没有正式发布。”她解释说。

她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仍被列为开放状态的336项资助预测中，有205项早已超过承诺发布日期，但始终没有发布完整公告。她说，这种做法制造出一种似乎存在资助机会的假象，但这些机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地。

坐在实验室里，癌症研究人员雷切尔·西里安尼自己提交后仍在等待机构评审的资助申请。她点开其中一项。“那项资助在2026年获得拨款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她说。

西里安尼原本指望这笔经费继续评估一种联合用药方案，用于治疗癌症已转移到脑部的儿童。她说，这两种药物联用像是一记“组合拳”，已经显示出很大潜力。

她原以为，凭借这些进展，自己能够为这项工作争取到更多经费。但现在，这项申请已经无法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正常评审流程推进。

许多面对这种病情的家庭，除了这种研究方向外，几乎没有其他应对这种儿童癌症的办法，因为这种病基本无法切除，也难以缓解。“它很薄，分布在脑和脊髓的软组织表面，”她解释说，“对于这种癌症并发症，实际上并没有一种稳定一致的神经外科解决方案。”

西里安尼是一名生物医学工程师。职业生涯早期，她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时，遇到过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那个孩子死于一种被认为无法存活的癌症。“接触到这个家庭的痛苦，尤其是在我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她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很深的触动和改变。”

2022年，她带着年幼的家人从得克萨斯州搬到马萨诸塞州伍斯特。这座城市人口略多于20万，距离波士顿约一小时车程。她此行是为了在马萨诸塞大学陈氏医学院建立实验室，并开展儿童癌症研究。

为了这项特定资助，西里安尼与一名同事合作了数年，才提交申请。他们仔细跟踪合规要求，也一直盯着各项截止日期。

但过去一年里，这些截止日期一再被推迟，导致这项申请如今甚至无法及时进入评审，更不用说赶上拨款。西里安尼看着实验室里一张摆满设备的实验台，上面放着试剂瓶和移液器。她不得不裁掉原本在这里工作的研究人员。“我实在下不了决心把他的实验台清空，”她说，“这让我很难过。”

针对她的担忧，以及本文中其他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安德鲁·尼克松回应时承认，资金发放确实出现放缓，并将这些延误归因于政府停摆和国会民主党人。他在发给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时间安排已经恢复到典型的资助模式。”

但西里安尼和埃迪都表示，对他们而言，现在已经太晚，研究无法重新启动。“这意味着，纳税人此前投入的治疗研发工作，现在撞上了一堵墙。”西里安尼说。“哪怕只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这也让我感到沮丧，”她说，“这是投资的损失，也是势头的损失。对于那些孩子受这些肿瘤影响的家庭来说，每一个月、每一周——都很重要。”

作者：卡蒂娅·里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