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中国做基础研究最好的时代。”2026年7月，“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上海进行，两位重量级科研院所的“掌舵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袁钧瑛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不约而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现在是基础研究最好的时代”，两位院士不约而同这样感慨。澎湃新闻记者 彭友琦 邹佳雯 何羽茜(01:54)

巧合的是，两位院士均生于1958年。一位在细胞死亡领域探寻生命的微观密码，一位在追问宇宙中物质的起源与演化，看似迥异的探索，却在这个时代指向了同一个命题。

基础研究常因其周期长、难度大、不确定性高，被不少人视为“冷板凳”。如今，为何说它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袁钧瑛是细胞死亡领域里世界级的权威和领军人物，2020年，她从哈佛大学全职回国，带领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简称“交叉中心”），直面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挑战。

交叉中心有一个独特的“PI Chalk Talk”制度，每两周全体课题组长坐在一起，谈未发表的工作和困惑，再彼此提出建议或批评，袁钧瑛也会全程参与。“我们努力帮助年轻科学家的成长，不管你有没有‘帽子’。你得到的支持度和你研究的进展有关，而不是和你的‘帽子’有关。”袁钧瑛说。

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一楼大厅。澎湃新闻记者 俞凯 摄

袁钧瑛坦言，之所以说基础研究来到最好的时代，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必须注重原创；另一方面，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构建的“长周期支持+国际小同行评价+失败容错”等机制提供了坚实支撑让原创基础研究成为可能。在这里，研究员刘聪可以十余年深耕一个帕金森病相关蛋白，而不必为短期考核焦虑；在这里，研究员陈椰林可以在没有任何人才“帽子”的情况下，得到了支持其探索抗抑郁药物新靶点的平台。

这种不看“帽子”、允许试错的环境，正是袁钧瑛眼中“最好时代”的基石。

对张杰而言，“最好的时代”可以用一张“科研版图”解读。

“人类的知识体系是分成几个层次的，要想有源源不断的高技术成果的产出，下面一定要有好的基础研究的土壤。”作为李政道研究所（简称“李所”）所长，张杰带领团队将探索的目光投向“极端宇宙条件下物质的起源与演化”。从四川锦屏2400米深的PandaX暗物质探测器，到青海冷湖4300米高的JUST光谱望远镜，再到规划建设于海南3500米深海的“海铃”中微子望远镜。对这一布局的实现，张杰直言：“假如不是在我们国家，假如不是碰到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版图不可能会实现。”

李政道研究所的科研版图。受访者 供图

这种“大科学研究范式”的背后，有国家和上海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定力和投入。2025年，上海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达12%左右，较2020年提升约4个百分点。面对长期原创的攻关，李所也积极探索“长周期稳定支持+竞争性科研经费+社会捐赠”相结合的多元资助体系，逐步形成适配世界一流基础研究机构建设需求的资源保障机制。此外，李所对青年学者实施的“3年短期诊断+6年长周期考核”模式，也旨在从根本上保障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挑战根本性科学问题。

今年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第十二个年头，李政道研究所也即将迎来建所十周年。“应该说，李政道研究所是‘生逢其时’。”张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我们的宇宙里还有很多的未知，这些未知的了解和发现，对于我们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有非常大的作用。但比如暗物质发现，能给我们的今天带来怎么样的影响，现在远未到能下结论的时候，因为它的价值很可能远超我们现有的认知框架，这恰恰就是基础研究的魅力所在。”

所以，当袁钧瑛团队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寻找新药，当张杰团队不断叩击“天问”，他们面向的，是同一个时代命题：在中国，基础研究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支持，而这份支持，终将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