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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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公司还在比参数、推理速度和Token价格时,人工智能产业的另一场竞争已经悄然开始:谁能把模型真正装进企业的生产线、客服系统、财务流程和供应链?
工信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到2027年底不少于3000家。同时,通过开放真实场景、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算力券和项目出海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这项政策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多了一个“服务商名录”,而是人工智能产业的资源配置方向开始变化。
过去几年,资金、人才和市场注意力主要聚集在模型、芯片和算力上。接下来,产业竞争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交付、运营、安全和商业回报。AI要从一个“什么都会演示”的工具,变成企业愿意持续付费的生产系统。
对于多数企业来说,使用人工智能最困难的环节,通常不是找到一个大模型。
国内外能够提供文本生成、图像识别、代码编写和智能体能力的模型越来越多,价格也在不断下降。真正卡住企业的,是模型如何接入现有系统,如何读取内部数据,如何服从审批规则,以及出了问题由谁负责。
例如,一家制造企业希望用人工智能预测设备故障,不能只是购买一个模型接口。服务商还要理解设备数据、生产节拍和维修流程,打通工厂管理系统,设置权限和预警规则,并在上线后持续校准模型。
一家银行希望部署智能客服,也不能只让大模型回答问题。它需要解决客户身份识别、敏感信息保护、回答准确率、业务合规、人工接管和审计留痕等问题。
这正是工信部此次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的定义覆盖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和配套服务的原因。
企业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展示AI能力的销售团队,而是一支既懂模型,又懂行业;既能开发,又能集成;既能上线,也能长期维护的交付队伍。
人工智能产业过去的一个矛盾是,上游技术进步非常快,下游企业却不知道如何使用。服务商要做的,就是填补这条落差。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3000家服务商更像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系统集成商、软件实施商和数字化顾问。它们未必拥有最强的基础模型,却可能成为模型进入千行百业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过去,人工智能公司经常按照模型调用量、订阅席位或项目开发费用收费。但企业购买AI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更多Token,而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或增加收入。
这意味着AI产业的计价方式也可能发生变化。
在客服领域,客户真正关心的可能是人工坐席成本降低多少、一次解决率提高多少;在制造业,企业关心的是设备停机时间是否缩短、产品缺陷率是否下降;在办公场景,企业关心的是合同审核、报表制作和知识查询节省了多少工时。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590EFLOPS。人工智能应用已经进入钢铁、电力、通信、质量检测和客户服务等环节。
技术供给并不稀缺,稀缺的是能够证明商业价值的落地方案。
因此,工信部提出围绕高频、刚需、可复用业务,封装模块化、标准化的“小快轻准”产品服务。这四个字对应的正是企业采用AI时最现实的要求:投入不能太大,部署不能太慢,系统不能太重,效果还必须足够准确。
未来服务商之间的竞争,也不会只是比谁能接入更多模型,而是比谁能把项目做得更标准、更便宜、更容易复制。
如果一套质检系统每进入一家工厂都要重新开发,它仍然是一门人力密集的项目生意;如果服务商能够把80%的功能标准化,只对剩余20%做行业适配,其毛利率和扩张能力才可能真正改善。
这也是AI应用从项目制走向产品化的关键一步。
AI应用落地还有一个长期难题:供应商希望先拿到客户案例,客户却希望供应商先证明效果。
尤其在制造、能源、医疗和金融等行业,一套新系统可能涉及生产安全、数据安全和业务连续性。企业即使对AI感兴趣,也不愿意成为第一个承担试错成本的客户。
此次政策提出组织服务商与行业用户开展供需对接,开放真实场景,并探索通过首购首用、风险补偿等方式,加大对大模型、智能体和Token等服务的采购力度。
这可能改变AI应用市场最难启动的环节。
政府和产业平台开放的真实场景,可以帮助服务商获得第一批应用案例;首购首用有望降低采购方尝试新产品的心理门槛;风险补偿则可能分担部分试错成本。
一旦产品在真实环境中证明效果,服务商就能把案例复制到更多同类企业。对于工业软件、企业智能体和行业解决方案来说,一个有说服力的标杆客户,往往比一场发布会更有商业价值。
但也需要看清边界。
进入服务商资源池并不等于获得订单,政策中的“探索”“支持”和“鼓励”也不等于每家企业都会得到补贴。真正决定服务商能否留下来的,仍然是交付质量、客户续费和可复制能力。
资源池解决的是被发现和被验证的问题,不会替企业解决产品本身的问题。
人工智能服务商的另一项成本,是算力。
训练大模型需要大量算力,运行企业智能体同样需要持续推理。尤其当AI进入客服、编程、营销和生产管理等高频场景后,调用次数快速增长,Token就会从技术指标变成一项真实成本。
截至2026年3月,我国日均Token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超过1000倍;同期我国算力总规模年增速约为30%。
调用量快速增长证明需求正在形成,但对中小服务商而言,如果推理成本无法控制,客户用得越多,服务商未必赚得越多。
工信部因此提出,支持服务商与国家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算力互联互通节点和中国算力平台对接,并使用算力券等政策工具降低成本。同时,相关普惠算力行动还在探索“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和按需付费的服务模式。
这条支持链条的意义在于,把分散的算力资源变成更容易采购的标准化产品。
对于一家垂直领域AI公司来说,如果能够按需调用算力,而不是提前建设昂贵的基础设施,它就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行业数据、产品开发和客户交付。
不过,算力成本下降也会带来另一种变化:单纯依靠模型接口差价赚钱会越来越难。随着模型和Token价格持续下降,客户有更多选择,服务商的利润最终要来自行业知识、数据治理、系统集成和持续运营,而不是简单转售调用额度。
模型会逐渐成为基础能力,场景和交付才是定价权的来源。
从商业结构看,这轮政策可能推动AI应用市场形成四类服务商。
第一类是综合型平台企业。云厂商、运营商和大型数字科技公司拥有模型、算力、客户和交付体系,更适合承接跨区域、大规模和高安全要求项目。
第二类是垂直行业服务商。它们深耕制造、能源、医疗、金融、零售或交通,掌握行业流程、专业知识和场景数据。其优势不是模型更强,而是知道企业真正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第三类是工具型服务商。它们提供数据治理、知识库、智能体开发平台、模型评测、安全防护和系统监控工具,相当于为大量应用企业提供“零部件”。
第四类是运营型服务商。随着AI系统上线,模型更新、知识维护、权限管理、质量监控和安全审计都会成为长期工作。这类收入可能不像一次性项目那么大,却更稳定,也更容易形成持续付费。
政策要求服务商原则上团队人员不少于3人,这意味着资源池的准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门槛资质认证。服务商数量快速扩张后,市场也可能出现方案同质化、低价竞争和交付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因此,3000家只是生态形成的起点,不是商业成功的保证。
真正能获得稳定收入的企业,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能力:能够找到高频刚需场景,能够把定制项目沉淀成标准产品,还能对上线后的效果和安全负责。
少一项,都可能停留在试点和演示阶段。
此次专项行动还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依托“一带一路”、金砖和中国—东盟等合作机制,建立AI应用“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推动优质项目在海外落地。
这为国内服务商打开了另一块市场。
中国企业在制造、物流、电商、移动支付、城市治理和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应用场景。如果这些经验被封装为行业模型、智能体和标准化解决方案,就有可能随着中国产业链和工程项目一同出海。
但AI项目出海比销售普通软件更加复杂。不同国家的数据合规、语言文化、网络环境和行业标准不同,服务商需要的不仅是产品能力,还包括本地部署、持续运营和安全治理。
因此,最终具备竞争力的不会是把中文产品翻译成外语的公司,而是能把中国场景经验转化为本地商业结果的公司。
AI出海的核心商品,不只是模型,也不是一套孤立的软件,而是“技术+行业知识+交付服务”的完整组合。
人工智能产业上半场最稀缺的是模型、芯片和算力,下半场更稀缺的可能是理解行业、完成交付并创造回报的人。
从培育3000家应用服务商,到首购首用、Token采购、算力券和项目出海,政策正在补齐AI商业化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让技术真正进入企业。
但资源池扩大,并不意味着所有服务商都会迎来订单。随着参与者增多,行业会更快淘汰只会包装概念、缺少交付能力的企业。
接下来判断一家AI应用企业是否真正跨过商业化门槛,可以关注四个指标:有没有真实付费客户,项目能否复制,客户是否持续续费,Token和算力消耗能否转化为更高收入。
当AI企业不再只公布模型参数,而开始稳定披露订单、收入、续费和项目毛利时,人工智能应用才算真正从技术竞赛进入商业时代。
参考资料:
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2026年8月31日
2.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2026年
3.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26年1月
4.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
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智能算力服务研究报告(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