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传统的新闻生产与分发机制具有典型的工业社会特征，在数字技术渗透下，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一种线性进化过程，也不仅仅发生在行业内部由旧到新的转换，而是整个行业组织结构的功能拆分、权力转移和性质变化的结果。在数字技术的“创造性破坏”下，新闻传播正经历着从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社交传播转变的过程，并呈现出分众化、个性化、弥散化特征，后工业化生产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

新闻生产：开放+融合

新闻生产是新闻业的核心工作机制，一般是指从新闻事实、新闻线索、新闻素材转变为新闻产品的专业采编过程。数字环境下的新闻生产不断走向开放与融合，不仅在产品形态、业务流程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主体也呈现出万众皆媒、万物皆媒的可能。

首先，新闻生产“常规”被打破。新闻常规也被称作新闻惯例，是指新闻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发展出来，记者、编辑在新闻工作中重复出现的习惯性社会实践。新闻工作常规既包括传媒组织的一整套日常工作规程，也包括微观层面上从业者个体重复性的新闻采制规范，“它随着组织内外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是新闻从业者与组织内外各方力量互动的产物”，也是一个观察新闻业变迁的窗口。

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时间层面上，新闻生产的节奏不断加快，经历了从强调时效性到即刻性的理念转变以及“因时而作”到“实时更新”的实践变革。新闻机构不断对标“互联网时间”，从业人员需要保持“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状态，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高度互嵌、边界模糊。空间层面上，新闻生产的社会空间大大扩展，它要求媒体机构联动多方面的内容资源以及新闻从业者、高校学者、政府雇员等人才资源，进而承担起社会关系的架构者、协调者、维护者等角色，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媒体运行的底层逻辑。

其次，新闻生产流程被重塑。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劳动分工的观点，倾向于把工作分解成若干简单任务，交给专门人员去完成。这种流程类似于福特的流水线设计，具有机械细分、线性、封闭、界限清晰等特点，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产物。经济学家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提倡以富有弹性、扁平、面向顾客的生产流程代替工业时代线性、机械刻板、生产者导向的生产流程。

数字技术的出现，一方面淡化了媒介介质差异，所有媒介生产均被通约为以数字为基底的信息生产，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碎片化、移动化、个人化、嵌套型的场景使用打破了受众原有的媒介接触时空边界。近年来出现的全媒体、中央厨房、策采编发一体化等融合实践，包括传统媒体改变原有的采编、印刷、发行等流程分工而转向互联网模式分工——以产品、技术、运营等环节重构新闻生产体系，以及聚合新闻、参与新闻、用户新闻的不断兴起，不仅使流程再造成为现实，也推动着内容生产朝着符合用户需求的方向转型。

再次，新闻生产主体多元化。数字技术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新闻生产由传统媒体自采自播的专业生产，逐渐演变成为专业化和社会化协同的融合生产模式。新闻内容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除OGC、PGC、UGC等生产方式之外，MGC、AIGC异军突起，特别是近两年来，以ChatGPT、Sora、Suno等为代表的AIGC应用横空出世，人工智能开始深度参与内容生产，将进一步引发新闻传播革命。

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提出，在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外，还有一种称为“大众生产”的生产机制——存在于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中的一种社会—经济生产体系，它以个体之间的合作为特征，既不依靠市场定价，也不依靠管理科层，但可有效地生产信息、知识或文化产品。

社会学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这是一个“人人皆记”的时代，互联网作为“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的障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的特征性瓶颈，以前专属于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被“大规模业余化”，对媒介的控制不再完全掌握在职业人士手中，新闻从“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一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当然，大众生产并非要与传统生产机制彻底割裂，而是在新技术赋予个人、机器等信息生产能力后，用户兴趣、个性化的意义追寻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动力，UGC、PGC、MGC、AIGC等莫不如此。

传统媒体不再是纯粹的新闻生产者，而是开始向内容聚合、分发平台转变。与此同时，各类政府机构、企事业组织以及个人纷纷介入新闻生产，使得新闻场域内的内容生产者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化。这些作为新的新闻生产力量的非媒体组织，对新闻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

最后，新闻生产出现了新要素。数字化极大地解放了新闻生产力，开放式生产作为不断成熟的新型生产方式，在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产者等维度展开了对传统工业程式的改造，其中，媒体用户在互联网空间中留下的“数字痕迹”，被专业公司收集、发掘、整合并进行产品化后，成为当下新闻生产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资料——数据。在数字环境中，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并因此成为建构数字社会的一种基础性力量。

数据要素对新闻生产影响深远：一是新闻信息来源更加多样，伴随着各种随身设备、物联网和存储技术的发展，人和物的轨迹都可以被记录，移动终端能更快更准确地收集用户信息，改变了传统新闻采写的时空观；二是新闻生产流程趋于数据化，网站和App通过分析用户分享数量、新闻受欢迎程度、评论质量等数据，可以筛选出热点新闻，提升了用户在新闻生产中的主动性；三是预测性和调查性新闻增加，互联网既有历史回溯性又有实时性，可以通过云计算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预测，以数据驱动为主的深度调查报道也会得到更多重视。

北京利亚德公司展示的全息沉浸式场景再现。方平凡 摄

新闻分发：社交+算法

新传播时代的新闻分发呈现两大特征：一方面，新闻生产与分发的分离程度更高，出现了以平台型媒体为代表的、专门从事信息内容分发的机构，社交媒体成为新的内容集散与分发地，将公共信息传播带向社交化传播；另一方面，新闻分发的基本逻辑已经改变，从职业新闻工作者人工判断与操作转向人工判断与算法推送协同运行，算法推送的基本原理、进化机制、社会影响逐步进入新闻业的视野，算法不仅改变了新闻传播效能，也在间接地调节新闻生产和消费。

在Web2.0时代，新闻资讯聚合平台与社交媒体的勃兴，使得个人成为一个个分布式的传播“节点”，关系成为传播渠道。数字环境下的新闻分发呈现出复杂化态势，平台分发机制、场景传播逻辑、算法应用是其突出特点。

首先，新闻聚合平台改变了内容分发机制。在Web2.0技术环境中，新闻聚合是一种常见的内容服务形式，一般由网络内容供应商以及客户端、应用软件等组成。新闻聚合源于RSS服务（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简易信息聚合），1999年由美国网景公司推出，帮助用户订阅新闻和博客，以实现个性化订阅和内容推送。

2015年后，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运用，个性化新闻订制浪潮逐渐兴起，陆续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新闻聚合网站和阅读器，国外如Google News（谷歌新闻）、BuzzFeed（嗡嗡喂），国内有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

在新闻聚合服务中，“聚合”与“推送”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内容供应商完成对新闻的聚合，并借助大数据实现对新闻用户的精准推送；新闻用户则在浏览这些内容的同时，以不断上传自己阅读行为数据的方式实现对特定新闻内容的“订购”，为内容供应商的推送服务提供依据。

与传统的新闻内容服务模式相比，新闻聚合给用户带来的便利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节省了用户搜索网页、寻找有用信息的时间，能够提升新闻内容流通的效率；另一方面，它也突破了传统新闻内容有效性的局限，极大提升了信息嵌入用户日常生活的程度。在“连接为王”的互联网环境下，新闻聚合平台的出现，其实质就是“再造接口”——塑造一个重新编辑和高效分发内容的平台，精准识别、响应用户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传播。“平台”不是一个物化的概念，它不是新的介质或者端口，而是一种生产机制和聚合作用。在过去那个时代，新闻生产和分发的渠道都由媒体机构掌握，记者和编辑只承担内容采编任务，再通过媒体机构自身的发行或播出渠道进行分发；但新闻聚合平台出现并盛行后，绝大部分内容流向了这些由资本控制的平台，传统媒体生产的新闻内容不得不在此平台上进行二次分发。

其次，社交化传播促使新闻分发向“场景思维”转型。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后，各种新兴的社交媒体应用迅速普及，改变了信息传播模式，用户关系网络构成了信息传播的新基础设施，个体成为了信息传播网络中的节点，每个节点兼具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三重角色。节点不仅承载着私人信息，也承载着包括新闻在内的公共信息，节点不仅是新闻生产的媒体，也是新闻传播的媒介。

在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社交传播转变过程中，场景成为了关键要素。“场景”最早由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中提出，构成场景的五大要素是：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用户对互联网的需求开始超越双向互动的层面，更强调提供特定场景下的适配信息和服务，场景的意义大大增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在新闻分发过程中，“场景思维”必不可少。

如今，社交化场景已成为新闻信息分发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这也意味着传统新闻机构几乎失去了直接面向用户进行新闻分发的能力，使其处境变得非常被动——社交化传播在拆分信息内容的同时，还剥夺了产品分销渠道，使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流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致命的后果。现阶段，即便传统媒体开设再多社交媒体和平台账号，也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建分发渠道举步维艰。

最后，算法应用带来新闻分发权力“让渡”与认知“窄化”。传统的新闻分发是“人找信息”，新闻呈现在读者、观众眼前，个人自行寻找感兴趣的内容；但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新闻聚合平台和平台型媒体运用算法技术，将分发模式变为“信息找人”。社交传播与算法技术不断融合，共同决定新闻内容的流动。

传统的新闻分发是大众化的“千人一面”，与受众的交流、互动有限。新闻聚合平台通过设定算法，收集分析用户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信息，获取用户画像，形成推荐机制，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个性化信息，做到了“千人千面”。因此，原先交给媒体的权力实际上被部分收回了：一是让渡给社交关系，社交转发、推荐成为了常态；二是让渡给算法，让算法来识别用户喜好、推荐内容。在此过程中，算法发挥着隐形把关人的作用，使过去作为信息源头的“把关人”不得不让位于数据与算法，算法完成了“对把关权力的程序化收编”。

算法分发能够使媒体机构的产品覆盖“长尾”读者的阅读需求，却几乎没有增加任何边际成本，从而为媒体机构节约经济投入、化解经营压力。但是，智能算法也给新闻业带来了挑战，比如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用户认知的“窄化”和“茧房化”。由于“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过滤气泡”的存在，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很容易造成用户选择性接触，使其受困于自己的信息圈层之中，进而可能引发“群体极化”“刻板印象增强”“社会黏性降低”等潜在风险。

新华网“创意工场”。方平凡 摄

新闻消费：参与+情感

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已经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设施，它们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又与现实世界相互映射的虚拟社会，消费者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在数字环境中，用户进行新闻消费已经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

其一，数字技术改变了新闻消费环境。生产数字产品的固定成本很高，但边际成本却很低，甚至为零，这为数字环境中的新闻消费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浏览免费、转发免费、评论免费、互动免费，再加上数字网络的超大容量与良好的延展性，人们依托聚合平台获取新闻的优势显而易见。社交媒体使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代表的社群传播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分发与消费模式，人际关系网取代媒体成为人们获知信息的第一渠道，网站、客户端和社交平台成为用户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新闻消费呈现出移动化、平台化、社交化趋势。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消费不断与其他数字消费融合，并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媒介消费从“专门化”向“日常化”的演进过程中，新闻消费变得与其他消费行为一样具有偶然性，新闻获取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在用户需求被摆在首位的当下，情感和个人价值压制了客观事实的专业报道，新闻与其他信息的界限正在不断消融，也顺应了受众无意识新闻信息获取的现状。

其二，“积极受众”成为了新闻消费的主体。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受众是“消极”的，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而伯明翰学派则认为受众可以主动地选择信息，甚至进行二次加工，具有“积极”的特征。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模糊了传者与受者间的关系，赋予了受众生产并且传播信息的权力。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产消合一（Prosumer）”概念，并指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产消者”的地位日趋重要，他们将改变市场的功能、角色和力量，并创造新的生活形态。产消融合改变了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消费者的愿望、观点、建议乃至参与，都可能被组织化、专业性的媒体机构所采纳、化用，个体因此变得更加主动、更有权利。

如今，数字环境中的新闻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以“积极受众”“产消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和媒介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受众”正在逐渐转变为“用户”——互联网时代新闻消费的主角。近年来，公民新闻、众筹新闻、众包新闻、策展新闻等不断出现，也加速了整个新闻消费生态在新传播时代的颠覆与重构。

其三，新闻消费更加注重“情感价值”。数字时代来临以后，大众消费行为从理性走向感性，人们在消费时越来越追求情绪和情感上的体验，也愿意为“情感体验”付出更高溢价，消费是为了一种感情上的满足、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比如消费包含更多情绪情感的内容信息、喜爱拟人化品牌、为“萌”付费等。在这种消费环境的影响下，数字化新闻文本逐渐出现情感化和个人化的趋势，“情感转向”也成为了近年来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数字技术在为新闻业重建基础设施的同时，其技术属性和特征使得“情感”成为了新闻行动者的基本逻辑。

在数字新闻消费中，用户的“分享”“点赞”“评论”等情感元素被纳入了新闻生产的绩效考核，不仅进一步重塑了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任何个体分享的信息只要能满足公众的情感需求或引起情感共鸣，便有可能引起核裂变般的传播效应。人们在网络上不断交流互动，使得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走向聚合、形成圈层，这种“集体情感组织化”的现象，也导致数字消费呈现出窄众化、垂直化趋势——在线社群、品牌社群、粉丝社群等不断涌现，为关联度较高的品牌推广和产品营销带来了新的商机。

8月28日，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小朋友体验VR项目。新华社发（龙建睿摄）

结语

麦克卢汉（McLuhan）认为，一旦一种新技术进入一种社会环境，它就不会停止在这一环境中渗透，除非它在每一种制度中都达到了饱和。如今，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设施”，不断推动着社会生活向更深层次嬗变与重构，并由此带来了个体激活与赋能赋权，使得新闻业这个原本封闭、垄断的系统在技术力量驱动下走向开放，新闻业的边界不断被打破，甚至连传统媒体时代对新闻的定义都面临着挑战。

在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形塑”过程中，首先引发了新闻生产、分发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但这种变革具有“两面性”——它不仅为未来新闻业发展带来了成长潜能和多种机会，也颠覆了许多传统的新闻常规与职业理念，带来了一系列有关专业性、自主权和控制权的悖论。因此，在万物互联、万众皆媒、万物皆媒的新传播时代，主流媒体面临的发展任务更加繁重：一方面，媒体机构必须不断学习、理解最新数字技术应用，以积极融入的姿态跟随新闻业变迁的步伐，拥抱冉冉升起的新媒体朝阳；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深刻反思新技术带来的新闻生产实践和理念变革，在更加复杂、喧嚣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准确把握技术的工具理性，始终把传播公共信息、构建公共领域作为自身发展应该遵循的价值理性。

来源 新闻前哨微信公众号

编辑 曾敏

二审 景诗瑶

三审 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