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峰

硅谷，一块科技与财富的富饶之地。

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被贴上“硅谷”的标签至今不过50年，如果把这块年轻的土地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会是怎样的场景？

1991年，美国圣何西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J. A. 英格利希-鲁埃克牵头组织了硅谷文化项目，这项研究的关注点不是硅谷的公司，而是硅谷人的生活。研究者用25年时间追访300多位工程师、创业者、移民和跨国公司员工，用人类学视角看待硅谷这一新兴的全球景观。21世纪初，《硅谷文化》应运而生，十几年后出版了第二版，获得美国人类学学会黛安娜·福赛斯奖。2025年8月，《硅谷文化》中文版出版，入围了21世纪经济报道组织的21世纪年度好书（2025）。

丁依然 董晨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硅谷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产业，科技产业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于此，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科技饱和与文化复杂性是这里的典型特征。一个最佳的隐喻是，人们开玩笑说硅谷是“ICs”的产物。懂技术的人马上就知道这指的是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s），但那些了解硅谷情况的人明白，“ICs”也指代“印度人和中国人”（the Indians and the Chinese）。

但硅谷的文化要更复杂，这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在硅谷，有35%的居民属于“白人”这个在民族上很难界定的人口范畴，32%的居民是亚洲人，26%的居民是拉美裔，只有2%的居民是非裔美国人，不到2%的居民是印第安人。在圣克拉拉县，有超过37%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比率只有13.3%。同样是在圣克拉拉县，有三分之二的孩子其父母双方或其中一位是在国外出生的。

因为文化复杂性，硅谷中可以找到很多少数族群的聚居地，硅谷的“日本城”“小西贡”都体现出差异的地域集中化。最初，城市的中产阶层化让背景各异的人们混住在一起，但是后来，各类人群还是选择了聚居。

千奇百怪的硅谷人也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他们重视效率，为未来而工作，而且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技术。当工作——尤其是技术——变得至关重要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会被掩藏起来。工作为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可以不强调差异。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也是一种工具性的做法，这种做法宣扬的伦理价值是：完成工作比进行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都更为重要。因此，人们不断打磨自己应对各种文化的能力，以及同这些文化中的人共事的能力，这也是他们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过程之一。

这层务实的“光晕”或许会让硅谷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有了这种灵活处理文化的能力，人们可能会变得更有创造力，但它也是有代价的，人们难以同他人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而且也难以对社区形成“深度的”归属感。

硅谷面临着新民族中心主义（new ethnocentrism）带来的困境。在多种文化中，人们很难有共同的文化假设，甚至很难准确地评判自己或者他人的身份。硅谷是一个研究深度多元化和新民族中心主义的天然实验室，因为全球文化都汇聚于此，人们在这里拥有多重身份，身份的每个侧面都被模糊化了，且处在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草率地对他人的身份做出判断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对他人展示出歧视或者屈尊俯就的姿态会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感，扰乱社交网络，而且这种行为还可能会扼杀某棵可能会结出创造力果实的树苗。

好在硅谷总在努力创造出新的工具、设计出新的处理方法和服务项目来解决自身的社会危机。在硅谷不只有科技公司，还活跃着大量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志愿者组织，他们努力给被定义为“创新的”“理性的”硅谷文化添加一点不一样的色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硅谷的地理范围已经从圣克拉拉县扩展到相邻的圣马特奥县、阿拉米达县，甚至旧金山也已融入其中，但房价高昂、交通拥堵、社会孤立等副产品也随即而来。硅谷社区能否继续扩大，硅谷的社会实验如何继续，是《硅谷文化》在最后留出的空白。硅谷本身也留出了空白，圣克拉拉县和圣马特奥县特别保留了县内的水域，以及遗留下来的牧场和农场，禁止将这些空地改为商业用地，这对于技术饱和与文化复杂的硅谷文化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