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研发机构”这个说法还没有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大理已经有了这样的机构。

2016年，国家首次提出“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2021年，云南省出台实施方案，而此时，大理第一个为了保护洱海而成立的科研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已经运行了7年。

驱动这一切的，是迫在眉睫的洱海保护难题。面对现实需求，大理选择以实践探路，率先展开科技赋能的主动探索。

如今，通过“政府+高校+院所+企业”的多元共建模式，大理已成功引建8家高能级平台，其中7家获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数量与质效均居全省前列。大理的实践，与政策形成了“先行先试”的默契。新型研发机构，也正在成为大理破解聚才用才难题、激活产业转型的关键密钥。

“好不容易考出去，谁想再回来？”

20世纪90年代后期，洱海水体富营养化日益严重。但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要从哪个方向着手治理？没人说得清。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研究院副院长沈仕洲说，2005年起，中国农业科学院陆续在洱海开展了一些科研项目，但3到5年就结束了，只能解决短期问题。“3年、5年可能得到一些规律，但数据还不完整。农业和环境研究是长期的过程，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影响，短期根本看不出来，只有持续做上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发现的规律才可信、才可推广。”

沈仕洲和研究员一起在基地里查看监测设备

沈仕洲是云南临沧人。2012年，他考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全家都为他高兴，这个大山里的孩子，终于有机会走出去了。也就在这一年，农业部正式批复在大理建设野外站，需要年轻人扎根一线。刚到北京不久的沈仕洲，在导师推荐下，成了第一批来大理驻站的人。“说实话，当时有顾虑。好不容易考出去，谁不想留在大城市？”导师告诉他，农业科研不一样，成果必须落到田间地头，问题必须到一线去发现。他想着先来试试，没想到，这一试就是14年。

吸引他的，不是大理，而是洱海。这个正从“中营养”向“富营养”过渡的高原湖泊，是一个等不起、也放不下的科学课题。“云南九大高原湖泊都面临水质保护问题，周边大多以农业为主，洱海很有代表性。大理能不能做好农业与水质保护的协调，对云南乃至其他高原地区都有借鉴意义。这份工作，离不开长期的观测和应用研究，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很有意义。”沈仕洲说。

沈仕洲带领学生一起做实验

沈仕洲不是一个人。2007年，王欣泽跟随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来到大理，参与国家“十一五”水专项洱海项目的研究工作。和沈仕洲一样，他最初也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项目周期，并没有打算长期驻扎。但项目一个接一个，王欣泽发现，洱海这个研究对象太特殊了。它的面积够大，深度不深不浅，水体情况刚好处在一个“临界点”，治好了，是全世界的学习样本；没治好，就成了揭示一个湖泊是怎么变糟的警示案例。

“重要的是洱海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哪怕只能为决策提供1%的参考那也是有意义的。如果单纯为了生存，我们没必要在大理19年。”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说。

从“借壳”到“建院”

人来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沈仕洲回忆，2012年他刚到大理时，这个野外站真的是在“野外”——没有房子，没有设备，只有12块试验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做实验了，采了样只能送回天津做检测。”

要建站，首先得有土地，租来的地，农业部不会投资。大理市将162亩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农业部第一期投资1100多万元，建起了科研楼和辅助楼。“这块地在村子外面，当时什么都没有，地方政府帮我们协调，水电才接通。”沈仕洲说。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研究院里保存着近10年的监测土样

房子有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就没法招人、没法开户、没法申请项目。当时唯一的办法，用沈仕洲的话说，叫“借壳上市

”——与大理市原种场合署办公。原种场是现成的事业单位，有编制、有账户、有“身份”，大理站就“借”它的壳先把事干起来。

大理州科技局副局长杨崇斌说，农业部野外站落地时，政府的角色还比较被动——“你要壳，我给你找个壳”。但到了2014年上海交大研究院成立时，情况不一样了。大家开始主动思考，能不能直接建一个“新壳”？于是，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以“州人民政府直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身份正式成立。

身份有了，但“新壳”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大理州科技局副局长杨崇斌解释，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没有固定行政级别，没有固定编制和预算，给的是自主权。传统事业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引进一个专家就得配套一个编制，人进不来，事就做不了。“自主权”破的就是这个局——不需要转人事关系，不需要占编制，以项目为纽带把人请过来。

“有人问，直接引项目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建个单位？”杨崇斌说，“项目是‘租房子’，几年到期人就散了。建单位是‘安家’，实验室、设备、数据、人才，都沉淀在大理。”

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通过柔性引进的方式，汇聚了157名专家。“洱海保护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多学科交叉融合，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王欣泽说。

从“借壳”到“建院”，院校找到了扎根的方式，政府完成了角色的进化。不同的探索，走到了同一个答案——把科学家留下来。

“损失我们来兜底”

留下来，是为了解决问题。

产值高的作物，环境风险大；环境友好的作物，效益上不去。农业面源污染对洱海水质的影响，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2022年2月，由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领衔，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与大理州政府三方共建的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正是为了破解这个“两难”困局而生。

“老百姓不管你是什么院士、什么教授，他只关心你说的有没有用。”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法人赵正雄说。

落地之初，研究院计划在流域推广绿色智能肥料，烟叶种植户从来没听过这种东西，无论怎么解释，都不愿冒风险。赵正雄赶到田里，当场拍板，长不好，损失我们负责!这意味着院里可能要拿出20多万来兜底。

“老百姓第一个月问‘万一长不好怎么办’，第二个月问‘还有没有肥料’，第三个月企业问‘明年能不能再扩大面积’。”赵正雄回忆，随着烟苗一点点长大长壮，村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信任建立之后，成果自然生长。2022年到2025年，绿色智能肥料推广面积从水稻100亩、烟草120亩，增长到水稻13.66万亩、烟草10.62万亩、蔬菜2.66万亩，全流域累计超过26万亩。氮磷农田排放削减314.89吨，降本增效2.34亿元。

更深远的影响，发生在人身上。

李光达抱着玉米苗和村民们一起下地栽种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李光达在古生村待了600多天。刚来时，他以为提高玉米种植密度就能增产，因为课本上是这么教的。但扎进地里他才发现，鲜食玉米卖的不是产量，而是果穗的品相和口感，密度太高，玉米反而长不好、卖不上价。“科研不能困在书本里、停在实验室中，必须扎根大地、直面生产真问题。”在古生村的经历，让李光达第一次觉得，自己学的不是一堆枯燥的文字和公式，而是真能帮农民多卖钱的硬本事。这六百多天，他收获了对科研的全新理解。

目前，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已建成18个科技小院，常驻科研人员及研究生140余人。

近五年，大理州累计投入运行经费1.2亿余元，提供办公用房2.3万平方米，支持各机构争取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82个、经费1.63亿元，累计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500余名，形成“院士领衔、团队扎根、本土成长”的梯次人才体系。

古生村科技小院里的照片墙记录着学生们在大理的美好瞬间

共同的考题

大理的吸引力，正在从“一个湖”扩展到“一座城”。

202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大理州共建了工业级5G创新应用(大理)研究院。这是大理第一家不是因“洱海”而来的顶尖科研机构。

几年下来，研究院的“成绩单”很亮眼：推动大理入选国家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孵化出云南首条智能电动车生产线，产品出口南亚东南亚。“横向收入每年几千万，产业化公司收入过亿，初步达到了计划。”副院长袁尧说。

然而，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远超预期的艰难。

最让袁尧头疼的是产业链。在东部地区，做一款产品，上下游配套都在身边，很快就能成型。但在大理，研究院孵化的电动摩托车，很多零部件要从近2000公里外运进来组装。“想建零部件厂，又没有那么多企业配套，很难把上下游生产带过来。”他们曾想做SMT电路板贴片，这是电子行业的基础环节，但整个云南对电子元器件的需求根本撑不起一条生产线。“如果只供自己用，产业规模上不去，只能放弃。”

人才是另一道坎。“本地几乎没有对口的毕业生，我们招的很多人，都是在外读书、工作的大理人。”袁尧说，这背后是一个尴尬的现实，研究院的招聘，主要靠“本地人回乡”的动力，非大理籍的高层次人才，很难长期在此扎根。

金融支持的缺失也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仅靠政府财政补贴不可持续。”袁尧说，东部地区的经验是用科创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项目成功有回报，失败也积累经验。而大理还没有这样的投资生态。“孵化出来的项目和企业，接下来怎么支持？不是给一栋楼、一个场地就能解决的。”袁尧坦言，没有资本接力，很多项目可能活不到盈利那天，或被迫搬走。

从“治湖”到“治城”，大理的科研版图在扩大。但袁尧知道，“人”的问题、“链”的问题、“钱”的问题，不是研究院自己能解决的。

大理州科技局副局长杨崇斌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说，新型研发机构进来了，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服务好它们，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财政只能有限支持，无法满足所有需求。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更多方法，比如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差异化支持。”

杨崇斌也承认，有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方向是对的，怎么破解‘最后一公里’，我们多方一直在共同努力。”

记者手记

采访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心里带着一个问号：大理，一个以“风花雪月”闻名的地方，真的适合搞科研吗？采访一圈下来，我看到的，是科学家放不下的课题，是政府绕不开的责任。没有人纠结“适不适合”，因为这件事非做不可。一个边疆地区要发展科技创新，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成的。协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更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我看到了科学家一遍遍试方案，政府一条条找路子，企业一步步闯市场，各有各的难，但奔着同一个目标。解决问题需要时间，找到答案需要实践。但我很确信，这些“不得不做”的努力，最终的受益人，一定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李迪 杨福寿)